全球视野下的二战叙事与中国抗战｜弗朗西斯科·费雷斯：聚焦并深耕那些被忽视的领域

日前，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成功召开。会议期间，海内外专家学者积极分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研究的前沿成果，努力跳出长期形成的“西方中心论”，试图以全球视野重新书写二战叙事，呈现以往被遮蔽、被忽视的历史声音。借此次会议机会，围绕“全球视野下的二战叙事与中国抗战”这一主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武汉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所合作，对与会的几位国际学者进行了访谈，谈谈他们的二战研究，以及他们眼中的中国抗战。

本期访谈嘉宾为弗朗西斯科·费雷斯（Francisco César Alves Ferraz），巴西隆德里纳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二战史研究？原因是什么？

弗朗西斯科·费雷斯：我来自巴西，并非军人出身，家里也没有亲戚入伍或参加过战斗，但我一直想了解那些曾在二战中、特别是在意大利战场作战的巴西年轻人。我最初的兴趣其实来自巴西军事体系——我出生在1964年3月31日巴西军事政变那天，从小就对军队抱有浓厚的兴趣。19岁服兵役时，这种兴趣进一步加深。于是，我先以“巴西军队与政治”为题做了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则聚焦巴西正规军的变化。后来，我想弄明白像我这样的普通人被征召、穿上军装、接受训练、去跟德军作战后，回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否得到了好工作、受到了热情欢迎？研究发现，最初虽有鲜花、庆典和宴会，可当他们真正想要重建生活时，却遭遇重重困难。正因如此，我对二战越来越着迷，博士毕业后又继续写书、做研究，专门探讨巴西与二战的关系。

能简单说下您过去和现在的二战史研究经历吗？

弗朗西斯科·费雷斯：我一直在“发展式”地研究二战。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具前景的领域，因为我们不再只研究军事调动或战役，而是去研究战争的真实面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一场“总体战”：社会的全部能量都被动员到战争中。平民与军人无一例外；社会的所有资源都被动用，即便那些没有派兵的国家也是如此。这场战争既是“总体战”，又是“相互依赖的”：前线士兵的作战离不开后方弹药、武器乃至一切物资的生产；而一场战斗的结果又会直接影响其他战场。例如，当年日军在中国东北与苏军作战并吃败仗，这一失利就迫使日本陆海军以“南进”作为他们下一步的战争方向。因此，这种相互依赖、总体性的战争特质让世界真正连成一体。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的重大进程都通过战争实现；第二，几乎所有领域都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第三，这场战争的实际波及范围已覆盖整个世界，堪称真正的全球性战争。

巴西是否重视二战史的研究？

弗朗西斯科·费雷斯：在巴西，我们正逐步深化二战研究。最近，我针对1945年至今关于巴西参战的出版物进行了全面梳理，共找到2676份文献，出自1373位作者。对于一场仅投入25000名士兵和东北部几处空军基地的历史事件而言，这样的研究规模令人惊喜，我也颇感意外——我们巴西历史学者过去总认为这场战争在国内已被“遗忘”。事实上，在战后数十年间，相关出版物确实寥寥无几。但到20世纪末，相关出版物的数量开始显著增长。研究趋势曲线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明显变化：1995年之前始终维持在低位，之后急剧攀升，而进入2000年后更是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二战研究主题成功吸引了新一代年轻学者的关注——这些研究者大多未经历过军事独裁时期的学术禁锢。如今，相关研究的地域分布已从东南部和南部集中态势转向全国范围，各地学者与出版机构纷纷参与，各地区的参战经历及其影响都得到了挖掘。这也是一场研究范式的革新：二战研究领域中的女性学者比例显著提升，打破了既往的男性垄断局面。研究议题也从单纯战役分析扩展到文化、性别、社会、外交、经济、少数民族、记忆研究等诸多维度。这项文献调查成果预计将于未来数月内正式发表。

您认为迄今为止西方学界比较重要的二战史著作有哪些？

弗朗西斯科·费雷斯：我们确实有一些二战研究的经典著作，近期就有两本，它们在方法上非常有前景，也尽可能地用复杂而全面的视角去全球性地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一本是安德鲁·布坎南（Andrew Buchanan）的著作《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 in Global Perspective）。另一本是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的《二战新史》（Blood and Ruins）。这两本书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不仅关注主要战场的战斗，还努力从全球视角去理解战争的整体过程，更重要的是，它们尝试在时间维度上拓展二战的范围。

正因如此，他们将这场战争的起点定于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基于对当时局势的洞察，而终点则延续至朝鲜战争而非1945年。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由多场区域战争与殖民战争相互交织形成的持久冲突，其间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两位学者都摒弃了以欧洲为中心或纯粹军事视角的战争观，转而强调全球性关联及其对殖民地和平民的深远影响。他们将这场冲突与殖民帝国的衰落及世界新秩序的形成紧密联系起来。

这两本书的最大区别在于视角：安德鲁·布坎南更关注美国的崛起，将其视为新全球秩序的核心，但与传统帝国（如英法）不同，它并不以直接控制别国主权的方式扩张，而是通过其他形式建立霸权。这是一种“新的帝国模式”。理查德·奥弗里则更多地研究传统帝国的衰落——那些处于没落状态的旧帝国。

您个人最偏爱哪一种研究视角，为什么？

弗朗西斯科·费雷斯：这两位作者都摒弃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战争观，超越单纯的军事维度，着力揭示前线与后方、经济与政治之间的深层互动。他们建立了主战场（欧洲、亚洲和非洲）与其他受战争波及地区之间的关联体系，包括以不同形式卷入冲突的南美、中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是，他们深入剖析了这场持久战对殖民地和平民的深远影响。

我特别欣赏两位学者处理争议性议题的勇气，比如种族灭绝与战争的本质关联。我认为在二战研究中，绝不能将大屠杀简单视为战争的“副作用”，而应承认其本身就是战争的内在组成部分。虽然奥弗里和布坎南都持这一观点，但奥弗里的论述更为直白。正是这种洞见使他们的著作区别于大多数二战通史——那些作品往往将种族灭绝视为次要的、近乎平行的主题，即便提及也几乎只关注欧洲犹太人的遭遇。这种传统叙事存在双重谬误。首先，二战自带的种族维度不容忽视。对轴心国而言，种族灭绝常是既定国策和战争目标之一，绝非个别军人或指挥官的失范行为，而是冲突本质的体现——某些情况下，其目标甚至超越军事胜利，直指对平民的系统灭绝或野蛮奴役。其次，除欧洲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外，日本在中国以“种族优越论”之名实施的暴行，同样构成了二战种族主义暴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期间的许多行动根本不是为了所谓的军事目标。比如，本应用来向东线运送武器、弹药、食物和军大衣以支援入侵俄国的德军的铁路，却塞满了把犹太人运往灭绝营的列车，这毫无军事逻辑，只有种族战争的逻辑。也正因为此，我认为我们亟须深化对此议题的认知。在此，我想推荐一部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学术著作——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的《平民如何变成屠夫？》（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这部著作至今仍有分量。他逐份查阅档案，解剖德军陆军步兵营的组成，并深入探究了这样一支部队的形成过程。该营主要由已婚并育有子女的中年男性组成。这些士兵都是普通人——建筑工人、出租车司机、木匠、水管工、小店主等等。然而某天，他们却接到命令要处决一个村庄的全部犹太居民，人数逾千。令人震惊的是，指挥官居然给士兵提供了选择权：“若不愿参与屠杀，请向前一步。”几乎没人站出来。于是，该营开进村庄，屠杀了所有犹太居民。虽然部分士兵起初感到不适，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不断执行类似的屠杀命令，逐渐对杀害平民习以为常。到战争结束时，他们累计杀害了至少38000名犹太人。布朗宁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些普通人毫无悔意地杀人，甚至视若平常？这种机制值得深究。因此，我认为在此类战争中发生的系统性灭绝行为，理应获得比现有通俗史料更为严谨的学术对待。最后，我必须强调的是，种族灭绝不只发生在德国针对犹太人的行动中，日本对于中国人民同样犯下了种族灭绝的暴行,巴尔干等地也有类似的罪行。

《平民如何变成屠夫？》（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的中译本

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作《巴西人民与第二次世界大战》（Os Brasileiros e a Segunda Guerra Mundial）的？您通过这本书要表达的观点是什么？

弗朗西斯科·费雷斯：这本书想展示巴西人以三种方式参与了二战。第一种、也是按时间顺序最早的方式，是巴西的工业生产向美国战时工业体系及盟军提供原料与战略物资。例如石英晶体（当时无线电通信不可或缺的元件）和橡胶。橡胶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因为它源自巴西——橡胶树（Hevea Brasiliensis）原产于亚马逊，原本只长在巴西。1890-1910年，英国人把种子和树苗带到马来亚、新加坡大规模种植，巴西就此失去了其在全球橡胶市场的主导地位，被英国取而代之。但在二战中，这些产地被日军占领，盟军急需橡胶，于是巴西的橡胶生产再次成为优先事项。美国以资金推动这一生产。为采胶，约五万名来自巴西东北部干旱地区的农村工人被送进雨林，但他们毫无准备。据估计，其中一半死于热带病、野兽袭击以及在这种近乎债务奴役的橡胶生产制度下特有的暴力行为。然而在战争期间，巴西橡胶生产仍满足了美国近50%的战略需求。

第二种是军事合作：为美国陆海军提供空军基地。巴西最东端的海滩是离非洲最近的地点——今天喷气式飞机3小时即可抵达，当年螺旋桨飞机约需9小时。随着地中海被封锁，巴西的所有物资必须借道阿根廷、乌拉圭转运欧洲，再往北就是连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对美国而言，必须控制这里，一旦纳粹或亲纳粹势力在巴西得手，下一步就是攻击巴拿马运河。因此，在贝伦（Belém）、福塔雷萨（Fortaleza）、纳塔尔（Natal）等地建起了美巴联合空军基地。1943年，纳塔尔机场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每天起降达到800架次。物资先运到非洲，再转运欧洲，支援盟军作战。

第三种是直接参战。德国潜艇在大西洋西侧巡逻，击沉美、巴船只。德国潜艇直接在巴西海岸击沉商船，于是巴西对德宣战。须知当年的巴西远非今日：20世纪40年代全国近半人口仍是文盲，贫困随处可见。但在美国的支持下，巴西出兵，派出一整个师参加意大利战役——与数百万盟军并肩作战。

有趣的是，当巴西政府决定派兵时，当时巴西国内局势极其严峻，甚至流传着“我们永远做不到”的悲观论调。因此轴心国同情者甚至散布谣言，说希特勒听闻巴西对德宣战后笑称：“巴西派兵打我们，还不如让蛇抽烟斗。”这句话其实从未出现，却传得沸沸扬扬，于是巴西陆军把“抽烟的蛇”绣在臂章上，今天仍能看到。美国迪士尼当时负责“睦邻”宣传，曾为巴西设计过一款“抽烟蛇”徽章，但军方更喜欢传统样式：两支交叉步枪、数字45、一条在冰上叼着烟斗的蛇——这就是定稿。

更值得注意的是，巴西部队真正体现了“全民族参战”：白人、混血、日裔、意裔、原住民并肩作战，且没有种族隔离。这与美军形成对比：美军第92师虽由黑人士兵组成，但军官全是白人，且部队严格实施隔离。而在巴西军队中，曾多次出现白人士兵服从黑人士官长或军士命令的情况，美军惊呼“白人被黑人指挥”，成为趣谈。当然，巴西军队如同其社会一样，并非没有种族主义现象，只是种族歧视是个人行为，而非像美军或英军殖民地部队那样实施制度化的隔离。

您过去了解过中国的抗日战争吗？

弗朗西斯科·费雷斯：对我来说，这次受邀来华就像一次“觉醒”。我承认，过去我也被过度“西方化”，视线从未真正触及发生在中国本土的战争。自从我收到会议邀请后，我对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愈发渴望继续探索这段历史。我愈发意识到“我们知之甚少”。

巴西学术界和社会是如何看待中国抗战的？

弗朗西斯科·费雷斯：正如我所说，巴西对于亚洲二战史，尤其是中国战场，存在着巨大的认知空白。我迫切想在回国后，写点东西谈谈这个问题：我们对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极其重要、极其关键的贡献知之甚少。我们必须记住，日本曾被迫在中国留驻一百万兵力，这意味着到战争结束时，其累计投入兵力总数已达三四百万之巨。这数百万人无法抽身去与美国作战，他们被牢牢拴在中国。太平洋的胜利并非全部——在亚洲，美国并非独自取胜，而是与中国并肩作战。尽管中国军队当时存在战斗力不高和内部纷争等问题，这一事实仍不能被遗忘——不仅对中国人，对我们这些来自西半球的国家亦然。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参战角色。

您认为这种认识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弗朗西斯科·费雷斯：某些影响更为显著：其一是长期主导二战史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这种偏见将欧洲和北大西洋置于中心地位，而弱化亚洲战场的重要性。此种偏见难以令人接受，因为全球过半的战争伤亡正发生在这片被轻视的战场。中日战争不仅消耗了日本巨额资源，更造成数千万人丧生，然而在主流叙事中仍被置于次要地位。

冷战思维是另一重影响。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之一，中国本应占据叙事核心，却常被西方话语体系所遮蔽。在中国，革命胜利塑造了官方的战争记忆；而西方学界在冷战期间，为维护美国主导的太平洋战争叙事，刻意淡化了中国的抵抗贡献。这种沉默绝非偶然——承认中国的作用，意味着必须正视共产主义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胜利。

此外，语言障碍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档案获取的限制，也可能阻碍了西方对中国抗战作用的研究。这尤为遗憾，因为现存大量档案文献与学术著作值得深入研读。

如何看待中国抗战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

弗朗西斯科·费雷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中日战争必须得到更深入的研究。但日本在战争中的某些行为不仅应该被研究，更应该被日本社会自身真正“认识”与承认。德国已经直面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然而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日本大阪市长（桥下彻）仍在否认“慰安妇”的存在。这种否认与极右翼政治活动相关，不仅出现在日本，也蔓延到网络，甚至波及巴西与整个南美——那里出现了新的否认大屠杀、否认战争罪行的声音，令人担忧。

现在西方学界是否还有不少声音忽视中国抗战？

弗朗西斯科·费雷斯：是的，正如我在前一个问题中提到的，我认为西方历史学者应该重新审视视角。中国抗战有多个层面需要我们更深入理解。在中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被用来描述这场全球冲突，其中“抗日战争”不仅被纳入整体叙事，更被视为战争的起点。通过强调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中国将自身战争角色定位为主动而非被动。这一点至关重要：中国呈现的不仅是一个获胜的国家，更是战争的主角。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抗击日本侵略。在保卫国土的过程中，他们没有获得美军或英军的直接支援，基本上是依靠自身力量抵抗日军。

我还想补充指出，强调战争的反法西斯性质在当今具有重要政治意义。这一点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相关——无论是极右翼社会运动的复苏，还是民族国家内部出现的倾向，法西斯思想与行径正在重新抬头。这些趋势可能危及那些在1931至1953年战争岁月中以巨大代价建立的全球政治制度。

您最希望在哪些方面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以及应如何加强西方二战史学界与中国学界的联系？

弗朗西斯科·费雷斯：我认为，如今愈发需要展现你们的历史研究视角。西方世界有太多需要学习之处。当前在二战史领域，我们习惯于将诺曼底登陆、阿拉曼战役或中途岛海战等美英主导的时刻视为战争的关键节点。但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以更具整体性的眼光来审视这场战争——理解其中所有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

就学术合作而言，我认为应当认真研读东方学者的成果。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这类战争图景，一种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战争形态。

关于二战史研究，您认为当下是否仍然重要？

弗朗西斯科·费雷斯：这或许是本世纪最具全球性影响的事件之一，其波及范围之广堪称空前。我把它与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十月革命相提并论：那两场革命都不仅局限于一国，而是扩散到全球。二战是多个区域战争交织形成的全球性冲突：1931年，中日爆发战争；1937年，战火全面扩大；1936年-1939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其他多地也出现区域冲突；1939年，欧洲的区域战争爆发；1941年，战火在世界范围内真正蔓延成全球大战。然而，要理解它，就必须理解“未完成”这个词——尽管美国在1940年尚未参战，它却已经在为战争进行生产、为战争做准备。同样地，英国、法国、荷兰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所有殖民地也都在为战争运转着。正因如此，对我而言，二战具有绝对的重要性。

在撰写全球视野的二战史时，您认为最关键的挑战或优先事项是什么？

弗朗西斯科·费雷斯：优先事项？我把它概括为一句话：聚焦并深耕那些被忽视的领域。我们需要把迄今研究不足的议题真正纳入视野——不仅是中国之外的希腊、南斯拉夫等地的内战，也包括法国游击队之外的中国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抗战。这些冲突彼此交织，不同的战争记忆必须得到同等重视。

在近年来巴西及国际上的二战学术活动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与战争相关的研究课题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这些新颖的研究视角不断丰富我们的认知体系，理应通过日益国际化的学术出版物与论坛进行展示与探讨。

在当下世界格局多有动荡不安的情况下，研究二战对于当今世界有何意义？

弗朗西斯科·费雷斯：我们生活在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塑造的世界里。就连冷战也是二战的直接后果之一。拿巴以冲突来说，它的根源正是战前、战时和战后累积的问题：战前犹太移民垦殖建屯，当地阿拉伯人并非天生反犹，而是反对土地被占；战时中东一些领导层亲德，但并非支持纳粹，而是想借此解决自身困境。战后遗留下来的矛盾直到今天仍在爆发。

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什么？

弗朗西斯科·费雷斯：好的，我仍在继续探讨战争期间美国“人文科学界”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现象非常突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逻辑学家、地理学家——所有这些人的专业技能都被盟军征用，不仅在美国，也在英国。甚至在二战结束后，这些非战斗专业人员也没有复员，而是继续运用专长来“了解敌人”。例如，当美军被派往英国时，口号是：“我们在英格兰受训，即将跨海登陆——就在那儿作战。”

可问题是：几十万士兵需要懂得如何与英国人相处，以免制造冲突。于是出现了专门手册：“你们即将进驻友邦——必须了解法国人。只要你与法国人相处融洽，他们就不会背叛或攻击你。”这些手册并非业余之作，而是出自真正研究过法国、研究过德国的专业人士之手。“你即将攻入德国，该如何与德国人相处而不被袭击？”别忘了，你们是占领军。我手里甚至拿过苏军为应对美苏两军会师而编写的指导手册——这正是我要研究的一个重点。

另一个重点是透视美国国内问题。你们可知道，战争期间美国青少年犯罪率急剧上升？对，少年犯几乎都是男孩，这成了大麻烦。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试图弄清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光理解还不够，得“修补”。他们发现，当女性大规模进厂务工时，许多青少年被独自留在家中，于是开始叛逆、滋事。然而国家又离不开女性劳动力，于是政府建起了青少年活动中心——体育、实践、社交活动把孩子们“拴”住，远离犯罪，结果是奏效的。

种族问题同样如此：战争中的美国爆发多起骚乱——非裔工人在工厂里被隔离。社会学家指出，这是“不可逆的临界点”。当非裔获得工作岗位后，工业界的不平等便凸显；于是国会立法，明令禁止战时工业中的种族隔离。战后虽仍喧嚣，但种族隔离已无立足之地。社会学家的预判是，这段战争经历为十年后的民权运动奠定了根基——事实正是如此。正因如此，我才致力于研究美国“人文科学界”在战争期间的作用。

你们看过电影《盟军夺宝队》（The Monuments Men）吗？那确有其事：美军专门成立了一支部队来保护画家与艺术品。纳粹每到一处就劫掠珍藏，拉斐尔等大师的画作危在旦夕，只能被四处藏匿。几位艺术教授于是组建专队，搜寻、回收这些“古迹”。艺术家比尔·穆伊等人也参与其中。好消息是，他们成功找回了大部分珍品；坏消息是，作为美军战利品，相当一部分并未归还欧洲，而是被送进了美国博物馆。